
*It should be an endless shocking moment within our life......*
拿著這張白紙,所有的人都在發抖。
這是一張看不出來字迹的白紙。只有極其細心地將它朝著陽光,轉向一個角度,才能發現上面的刻痕。
那不是用筆寫出的字迹,而是用細木棍之類的東西劃在紙上的——這似乎是一張留給家人的遺言。
在地震重災區北川,在完全坍塌的主教學樓邊,北川中學的老師拿出了這樣一張紙,在場的人心照不宣,沒有一個人開口問,爲什麽不用筆寫啊。
寫作這張便條時的場景,結合毀滅性的地震,幾乎可以還原:作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沒有筆,身負重傷或已知自己處于絕境,又想跟家人交代點什麽,于是,就有了這樣的“便條”。
紙上劃著:姜棟懷,高中一年級一班。爸爸媽媽對不起,願你們一定走好。
老師隨著我們的問話木然地點頭:有這個人,男孩兒,條子是在停放遺體的地方找到的。
不敢再問了。
男記者們把目光轉向別處,清清嗓子,用手背佯裝推推鼻子;女記者捂著嘴,走開。
老師珍惜地收起便條,放到懷裏,他還要把這張白紙,交給姜棟懷的家人。
北川中學是當地最好的中學,也是唯一的一所高中。
20世紀90年代中期興建的主教學樓,共有20個教室,除一個教室空置外,其他的都塞滿了學生。
那天,除了兩個班上體育課,一個班上信息課,不在這棟教學樓外,剩下的學生,全在這個樓裏。
還有旁邊一棟被稱爲新教學樓的,建成于2004年。這棟教學樓,遠遠看去一切如常,走近後方能知道,5層的教學樓原地不動地坐下去兩層。主教學樓後面的初中樓,也大部分坍塌,初中二年級二班,67個孩子,6個人脫險。逃出生天的孩子們後來告訴老師,他們在廢墟中互相鼓勵,商量出去後要考什麽樣的學校,說著說著,有的孩子就不再出聲了。
沒有水,渴極了的他們喝下了墨水。
廢墟全然不見學校原來的模樣,只有遺留的大量課本,才能提醒人們:別忘了,這裏原來是課堂。
爲防止拿錯,學生們大都有在課本上留下名字的習慣,課本上留下了孩子們青春的筆迹。
撿起來幾本。一本半舊的《英語(新目標)》,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九年級徐小蓉。物理書,屬于徐子涵;《生物學(七年級上冊)》,以前經常觸摸它的,是剛剛上中學的鍾蕾蕾。
我們找到了一本中國曆史書,書的扉頁上寫著的名字,是八年級的陳繼亞,這個孩子把家庭地址也工工整整寫在書上:基史市亞值縣幸福村。
廢墟中還找到陳繼亞的一份《二00八年春九年級診斷檢測語文試卷》。從書和試卷上看,這是個愛好曆史的學生——每一個標題下,孩子都寫著總結出來的要點提示,一絲不苟。
試卷上的分數已經看不清了,它的一角浸上了血迹。
一篇閱讀分析文章,分析《總想爲你唱支歌》中間一段話。“在戈壁大漠中趕路,滿目皆是這巨大的悲壯。走一趟大西北,人會堅持幾分;走一趟大西北,長不大的孩子會長大。”文章歌頌的,是大漠胡楊,名叫劉宗麗的學生在旁邊評注:“總會有那麽一天,傾斜了的世界會重新平衡”。
在北川的新城區,有一組羊的雕塑——北川是羌族自治縣,羌族,是很崇尚羊的。羊,這種人們普遍認可的吉祥物,沒有給地處斷裂帶上的北川帶來好運,強烈的地震和滑坡、泥石流帶來的沖擊波,把羊群的雕塑震得東倒西歪。
廢墟上還散落著計算器、眼鏡、詞典等,還有不同孩子繃著年輕的臉蛋故作嚴肅的標准照,還有一串串家門鑰匙,想必孩子們以往放學回家,會用不同的鑰匙捅開自己家的門,把書包一扔,大喊:“媽!吃什麽?”
震後第6天,廢墟邊還有人在等待。北川中學教師任成蓉還在望著廢墟,廢墟中還有她的幾個學生,和與她相交甚厚的老師。
此次地震,已在北川中學上初中三年級的任成蓉的女兒,于震後第三天被擡了出來。和她一起離世的,還有她的另外3個同學兼形影不離的玩伴,巧的是,4個孩子都是學校教師子弟。
任成蓉本打算,孩子們中考完,帶他們去北京看奧運會,但所有的計劃,都隨地震而消失了。
任成蓉直直地盯住廢墟:“孩子們學習得太累,她們現在可以想怎麽玩,就怎麽玩了。”
不知道說什麽才好,記者摟住了任成蓉的肩膀。
忽然間,悲從中來。
後記: 仔細看完這篇報道,我從心底流淚了。
逝去的人已經看不到明天的晨光,而我們活著的人是否應該從這一幕又一幕的悲劇中感受到或者明白到什麽呢。珍惜眼前的一切,也許我們永遠不會懂得什麽是轉瞬即逝,但事實上我們並不用去深究,因爲那將會是無盡的悲痛,發自內心的流淚。“爸爸媽媽對不起,願你們一定走好。”樸實的話語,成爲警世的良言。
那些長埋在這次地震土地下的人們,走好,他們已經不能在陪伴在家人的身邊,不能再奮發讀書,不能再在自己的事業上奮鬥了。而我們,工作的繼續努力,好像我這種讀書的更加要繼續拼搏,同時也要珍惜和家人共聚的時光,珍惜和心愛的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也許,這就是我們所一直尋求的在心靈上的最大安慰。
拿著這張白紙,所有的人都在發抖。
這是一張看不出來字迹的白紙。只有極其細心地將它朝著陽光,轉向一個角度,才能發現上面的刻痕。
那不是用筆寫出的字迹,而是用細木棍之類的東西劃在紙上的——這似乎是一張留給家人的遺言。
在地震重災區北川,在完全坍塌的主教學樓邊,北川中學的老師拿出了這樣一張紙,在場的人心照不宣,沒有一個人開口問,爲什麽不用筆寫啊。
寫作這張便條時的場景,結合毀滅性的地震,幾乎可以還原:作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沒有筆,身負重傷或已知自己處于絕境,又想跟家人交代點什麽,于是,就有了這樣的“便條”。
紙上劃著:姜棟懷,高中一年級一班。爸爸媽媽對不起,願你們一定走好。
老師隨著我們的問話木然地點頭:有這個人,男孩兒,條子是在停放遺體的地方找到的。
不敢再問了。
男記者們把目光轉向別處,清清嗓子,用手背佯裝推推鼻子;女記者捂著嘴,走開。
老師珍惜地收起便條,放到懷裏,他還要把這張白紙,交給姜棟懷的家人。
北川中學是當地最好的中學,也是唯一的一所高中。
20世紀90年代中期興建的主教學樓,共有20個教室,除一個教室空置外,其他的都塞滿了學生。
那天,除了兩個班上體育課,一個班上信息課,不在這棟教學樓外,剩下的學生,全在這個樓裏。
還有旁邊一棟被稱爲新教學樓的,建成于2004年。這棟教學樓,遠遠看去一切如常,走近後方能知道,5層的教學樓原地不動地坐下去兩層。主教學樓後面的初中樓,也大部分坍塌,初中二年級二班,67個孩子,6個人脫險。逃出生天的孩子們後來告訴老師,他們在廢墟中互相鼓勵,商量出去後要考什麽樣的學校,說著說著,有的孩子就不再出聲了。
沒有水,渴極了的他們喝下了墨水。
廢墟全然不見學校原來的模樣,只有遺留的大量課本,才能提醒人們:別忘了,這裏原來是課堂。
爲防止拿錯,學生們大都有在課本上留下名字的習慣,課本上留下了孩子們青春的筆迹。
撿起來幾本。一本半舊的《英語(新目標)》,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九年級徐小蓉。物理書,屬于徐子涵;《生物學(七年級上冊)》,以前經常觸摸它的,是剛剛上中學的鍾蕾蕾。
我們找到了一本中國曆史書,書的扉頁上寫著的名字,是八年級的陳繼亞,這個孩子把家庭地址也工工整整寫在書上:基史市亞值縣幸福村。
廢墟中還找到陳繼亞的一份《二00八年春九年級診斷檢測語文試卷》。從書和試卷上看,這是個愛好曆史的學生——每一個標題下,孩子都寫著總結出來的要點提示,一絲不苟。
試卷上的分數已經看不清了,它的一角浸上了血迹。
一篇閱讀分析文章,分析《總想爲你唱支歌》中間一段話。“在戈壁大漠中趕路,滿目皆是這巨大的悲壯。走一趟大西北,人會堅持幾分;走一趟大西北,長不大的孩子會長大。”文章歌頌的,是大漠胡楊,名叫劉宗麗的學生在旁邊評注:“總會有那麽一天,傾斜了的世界會重新平衡”。
在北川的新城區,有一組羊的雕塑——北川是羌族自治縣,羌族,是很崇尚羊的。羊,這種人們普遍認可的吉祥物,沒有給地處斷裂帶上的北川帶來好運,強烈的地震和滑坡、泥石流帶來的沖擊波,把羊群的雕塑震得東倒西歪。
廢墟上還散落著計算器、眼鏡、詞典等,還有不同孩子繃著年輕的臉蛋故作嚴肅的標准照,還有一串串家門鑰匙,想必孩子們以往放學回家,會用不同的鑰匙捅開自己家的門,把書包一扔,大喊:“媽!吃什麽?”
震後第6天,廢墟邊還有人在等待。北川中學教師任成蓉還在望著廢墟,廢墟中還有她的幾個學生,和與她相交甚厚的老師。
此次地震,已在北川中學上初中三年級的任成蓉的女兒,于震後第三天被擡了出來。和她一起離世的,還有她的另外3個同學兼形影不離的玩伴,巧的是,4個孩子都是學校教師子弟。
任成蓉本打算,孩子們中考完,帶他們去北京看奧運會,但所有的計劃,都隨地震而消失了。
任成蓉直直地盯住廢墟:“孩子們學習得太累,她們現在可以想怎麽玩,就怎麽玩了。”
不知道說什麽才好,記者摟住了任成蓉的肩膀。
忽然間,悲從中來。
後記: 仔細看完這篇報道,我從心底流淚了。
逝去的人已經看不到明天的晨光,而我們活著的人是否應該從這一幕又一幕的悲劇中感受到或者明白到什麽呢。珍惜眼前的一切,也許我們永遠不會懂得什麽是轉瞬即逝,但事實上我們並不用去深究,因爲那將會是無盡的悲痛,發自內心的流淚。“爸爸媽媽對不起,願你們一定走好。”樸實的話語,成爲警世的良言。
那些長埋在這次地震土地下的人們,走好,他們已經不能在陪伴在家人的身邊,不能再奮發讀書,不能再在自己的事業上奮鬥了。而我們,工作的繼續努力,好像我這種讀書的更加要繼續拼搏,同時也要珍惜和家人共聚的時光,珍惜和心愛的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也許,這就是我們所一直尋求的在心靈上的最大安慰。

1 comment:
It could challenge the ideas of the people who visit your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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